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治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地位，强调了社会治理的广泛社会参与问题，尤其强调了存在于民间的习惯、乡规民约、社区规约等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如当国家需要就A事项进行规范时，立法机关可以就A事项立法，行政机关也可就A事项立法，行政机关还可以就A事项直接实施管理(行政行为)。分离意味着要么是限制下游，要么是限制上游。
然而，根据上文对《宪法》58条的双重概念解释，此处的国家立法应当作实质意义的理解，即所有具有全国性普遍约束力的法规范。根据通说，原则上应当依的是法条中的行为规范(根据规范)而不是组织规范。[9]参见周叶中、胡爱斌：中国特色的‘权力分工协调论，《南京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6期，第97—101页。[37]这也意味着，所有的行政立法都是授权立法，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是依法律的行政行为，没有德国式法律保留的探讨余地。［日］田中英夫：《法的形成过程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，第124页。
那么，如何解释我国实务中，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多出现的普遍抽象的规范用立法，具体个别的规范用决定这一现象呢？立法者是基于何种想法而形成这样的惯例已经无从考证，但是我国目前的这一做法从比较法视角来说是存在例子的，可以通过这一例子进行追索。[24]但其理由基于宪法平等权，这与以施米特基于权力分立的理念不同。[36]类似地，在吴剑民与南京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其他（交通）行政处罚一案中，原告提出自己是老百姓，不知道违法的抗辩。
在禁止错误的判断上，直接与间接禁止错误的划分，并不具有太大的实践价值，因为禁止错误的核心命题在于到底要不要对行为人进行处罚，而直接和间接的类型划分，却并不能提供这种判断准则，它只是具有一定的类型化意义。[39]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8条也规定：不得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责任。归纳起来，这可能是基于如下考虑。[30]从比较法上的经验来看，这种立场也为司法实务者所认同。
[39] 郑冲译：《德国违反秩序法》，载《行政法学研究》1995年第1期，第88页。现代社会的违法性判断，与传统社会相比，并不具有相同的伦理基础。
[29]但是，不知法不免责的成立，是需要以人们对法律具有现实的认识可能性为基础的。但是，从逻辑上说，如果行为人真的不知道其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，那么，便是存有法盲不可罚的可能性的，因为很明显，处罚这类行为，与规范责任论所承认的意志自由明显不符，也难以说是在奉行责任主义立场。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……（三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。典型者，如已经咨询过专业律师，并存有书面律师意见。
但是，没有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或者对行为的违法性产生错误认识（禁止错误），却并不影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，行政机关仍然应当苛以处罚责任。因而，在完整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，如果相对人发生了构成要件错误，是可以获得阻却责任条件成立的法律效果的，而这最终将会导致整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成立，违法行为自当可以得到豁免。过失行为的可处罚性不受影响。参见郭布、罗润麒译：《日本轻犯罪法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1979年第6期，第76、77页。
但是，正如上文所述，不知法不免责作为一个历史传统，仅仅只是在历史上被奉为圭臬，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才行之有效。[33] Jescheck/Weigend,Lehrbuch des Strafrechts,Allgemeiner Tei（lzit.AT）,5.Aufl.,1996,S.458f.转引自洪家殷：《论行政罚之禁止错误——以行政罚法第8条之评析为中心条》，载《东吴法律学报》2008年第20卷第4期，第43页。
但是，禁止恶则不一样，如随地吐痰是禁止恶，[42]但是，在实体法没有规定之前，禁止随地吐痰，并不为每一个人所知悉。[44] 章剑生：《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1998年第3期，第126页。
他们认为，处罚一个无知的人，是对责任主义的违背，但这与任何一国的法律传统却不相吻合。因此，行为人主观上若欠缺不法意识，仍然不影响成立故意，但会对罪责造成影响（见图2）。对此，法律上究竟应该做如何安排，往往会涉及一个被称为禁止错误（Verbotensirrtum）或违法性认识错误的法学理论。2017年9月2号第2次修改，在第38条中增加1款，作为第3款：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，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。可见，即使是从继续施加处罚而不免责的目的出发，基于处罚法定原则的基本立场，行政机关也还是要告知相对人不知法不免责是法律上的已有规定，规范层面已经强加了公民知法推定的义务。[3]因此，无知者无罪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，我国自古便有不知者不罪的古谚。
（b）行为人基于对相关法律的官方声明的合理信赖而实施行为，而该官方声明事后被认定为无效或者错误。因此，从行政程序的角度而言，在行政处罚活动中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，并作出相应的说明理由，是行政处罚程序正当的应有之义。
[15] 因而，它后来并不被认同，替而代之是一种罪责理论（Schuldtheorie）。相反，它必须单独列出，以单独的法律条文予以明确，属禁止错误的情形，并不妨碍成立故意的违法行为，[17]行为人不能主张其不知法规而否认其有故意或过失。
只是针对其情形，考虑是否减轻其责任而已。这意味着，与以往不同，1996年制定的那部粗糙和简陋的《行政处罚法》，在实施了长达22年之后，将面临首次大修，[35]意义重大。
只有在这种观念之下，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实践中所说的大部分的法盲，都是具有可罚性的。因此，《刑法》中即使不规定法盲，自然人其实从良心上也能够感知到，发生法律认识错误仍然具有可以避免的可能性。早期的故意理论认为，故意包括认知（Wissen）、意欲（Wollen）及不法意识三者（见图1）。[53]正因如此，即使我国《行政处罚法》默认了不知法不免责，这一默认也是以偏概全的。
[16] 参见张丽卿：《无法避免的禁止错误》，载《台湾本土法学杂志》2005年第73期，第140页。文章来源：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1期。
[32]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，一般认为是否为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判断，应以行为人个人的状况为依据，结合其社会地位、个人能力、学历背景等等标准，判断行为人是否可以意识到违法性。但是，法院对此并未做任何回应，而是直接支持了原有的处罚决定。
该判决指出：现行贩卖酒类业者于电视（夜间特定时段）及报章杂志所登刊之广告，均有‘饮酒过量，有害健康或其他警语，此为一般人所得知，原告主张其主观上认为其系收到eBay网站之误导而误以为系酒品并不受此项法律限制，难予苛责，主张应免除其处罚，难谓有据。（2）误认为该规范为无效规范。
其二，说明理由制度的要求。[34] BGHSt.40,257,264.转引自洪家殷：《论行政罚之禁止错误——以行政罚法第8条之评析为中心条》，载《东吴法律学报》2008年第20卷第4期，第44页。在行政处罚法上，由于行政法被认为是理性建构的（而非自发生成的）社会规则，[5]它与具有伦理性质的文化规范关联甚少，需要通过一定的认识行为才能被行政相对人获知，加之行政法规亦具有变化无常的特性，因而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有责性判断阶段，法盲问题往往更为普遍和凸显。当然，对于行政机关来说，除了可以就上述事项提供相反的证据以外，其还可以从禁止性规范是否已经在官方网站、报纸杂志、自媒体、公开场所等等媒介上予以公示方面加以证明，从而说明其事先已经让行政相对人知悉特定的禁止性规范。
基于这项区别，它们因而分别又可被简称为法律错误（Rechrsirrtum）和事实错误（Tatsachenirrtum）。其二，应该设定区分可罚的法盲与不可罚的法盲的基本标准。
刑法学理论认为，自然犯是自体恶，违反的是自然义务，而法定犯罪是禁止恶，违反的是法定义务。[14]因此，在刑法没有规定过失责任的情形中，对于存在禁止错误的犯罪行为，就必须宣布无罪。
在类型上，禁止错误可以分为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和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，对于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，并不完全奉行的是不知法不免责原则，其实际上也存有例外。因而，对禁止恶的非难，必须要以相对人知晓禁止性规范为前提。
